大家好，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读《史记》。
《史记》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。在《史记》之前，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：一类是编年体，就是按年代来记述历史的，这其中最有名的像《春秋》、像《左传》，这都是编年体的；另一类是国别体，就是按照国家来记载历史的，比如说像《国语》、像《战国策》。
没有纪传体的同时，所谓纪传体就是按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。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，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所以，从《史记》以后，中国所有的正史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“二十四史”，都是纪传体。不过，《史记》是纪传体的通史，其它诸史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，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。
《史记》和其他的史书虽然都是二十四史，但是有很大的差别。第一点，《史记》充满了爱憎之情，这一点是其他史书不具备的。原本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，只要求客观的、公正的记述，不要求感情。但《史记》记述人物的时候，往往带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。比如说，作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的记载，像《项羽本纪》中的项羽，和《李将军列传》中的李广，这些人物的记述可谓悲歌慷慨，荡气回肠，非常令人感动。
《史记》的第二个特点，就是它对人物的记述融入了很多文学的诗句。你比如说《鸿门宴》，《鸿门宴》一直被选为我们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，达半个多世纪。《鸿门宴》简直就是一部小说。
第三，《史记》还填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人物史的空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《史记》，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伟人今天就不会被我们知道了。比如说《论语》的主角——孔子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了一个《孔子世家》，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。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的第一部，也是最权威的一部人物传记。
《史记》还融入了作者对封建帝王的批判，这一点更不简单了。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批判最尖锐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，第二个是司马迁生活的当代皇帝汉武帝。一个史学家敢批判开国皇帝，敢批判自己的顶头上司，这是了不得的，没胆量是不敢写的。司马迁既写了汉高祖广招贤才……
最终成就大业的他的事迹，同时也写了刘邦心胸狭隘，杀戮功臣，语言粗俗，写了他很多不良的记录。这与汉武帝的结论更是比比皆是。这就是《史记》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。
那么，这么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是谁来完成的呢？是司马迁。司马迁的身世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。他是一个史官家庭，行过万里路，读过万卷书，又师从过当时的一些名师。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普通的史官所具备的。那么，是什么事件让司马迁完成了一个巨变，从一位普通的史官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呢？是命运。
公元前145年，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史官世家。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。司马谈去世之后，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务，继续在汉武帝朝担任史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司马谈阅读了大量的宫廷藏书，这些都为《史记》的写作做了准备。但是，如此家学、如此经历、如此条件的史官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足为奇，充其量司马谈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而已。
那么，是什么事件让司马谈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学家的转变呢？
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时期，因为外交事务失败，汉匈关系又紧张起来，汉朝与匈奴的战端重开。汉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。然而，就是这次与匈奴开战，引发了后来司马迁命运的转变。
那么，在与匈奴的作战中，到底是什么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呢？
这个事件发生在汉武帝的天汉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99年。这一年，汉武帝派了一位将军叫李广利，此人是汉武帝最宠幸的爱妃之一李夫人的长兄，正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嫔妃的哥哥，让李广利带领军队去攻打匈奴。
当然，汉武帝的主观目的是想让李广利借着军功来封侯。同时，为了保证李广利从军的顺利，汉武帝让当时的一位名将叫李陵为李广利搞后勤保障，史记的记载称之为“将辎重”。然而，李陵不愿意这样做，他公开提出来，愿意带着他的5000步兵单独出征，以分散匈奴对李广利的军事压力。这件事情让汉武帝心里很不满。
武帝就觉得李陵太不给面子，所以就告诉李陵：“我没有多余的骑兵配给你。”言外之意是说：“你要出征，你就带你的5000步兵出征。”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陵带着他的5000步兵出征了。
当然，李陵出征的开始很顺利，没遇到什么阻力。而且，李陵马上派人回来画了地图，回来向汉武帝报告了进军顺利的情况，武帝也很高兴。但是，后来的事情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因为李陵的5000步兵遇见了匈奴大单于带领的三万匈奴的主力，李陵确实很能打。李陵的5000步兵把大单于的三万军队杀死了几千人。大单于的兵力虽然是李陵的六倍，但却占不到便宜。因此，匈奴的单于觉得李陵这个步兵太不简单，心里过不去，一怒之下，他又把左右贤王调来了8万军队，加上大单于的军队，总共是11万骑兵，对付李陵的5000步兵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陵是且战且退，而且越战越勇。最后打到匈奴的大单于都觉得这个仗打不下去了，大单于就准备撤兵了。
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。这个事件就是李陵有一个部下受了他上级的侮辱，这个人一怒之下去投靠了匈奴的单于叛逃了。然后他就报告了李陵这个部队的两个重要的绝密军情：第一，李陵没有后援部队，你可以放心地打；第二，李陵的步兵之所以能够打，主要依靠的是他有一种可以连发连射的弓箭，叫作弩机。它就是一种弓箭的升级改造版本，说它的弩机的箭快要用完了。
听到这些，匈奴的单于就觉得有希望了，也就不撤兵了，然后集中他的军队对李陵发动总攻。而且李陵的军队当时正在行进在山谷里，这单于的军队和匈奴的军队是在两边的山上，往这个山谷里面扔了个大石块，导致李陵剩下的三千士兵伤亡惨重，这个仗打不下去，箭也没有了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陵就觉得打不下去，决定分散突围。在突围的时候，最后他的三千士兵中间只有四百个人逃回来了。李陵的副手阵亡了，而李陵则被俘投降了。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李陵事件。
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汉武帝的耳中时，汉武帝震怒，十分生气。大臣们见皇帝生气，舆论是一边倒，纷纷要求严惩李陵。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汉武帝注意到了身边的司马迁。作为太史令，司马迁在朝议时是要参加的。他问司马迁的看法。司马迁见武帝非常生气，为了宽慰汉武帝的心，便讲了三点。
他说第一，李陵是个国士。国士是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，称之为国士。李陵一心一意想要报效国家，这就是第一点。
第二，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匈奴参与打了十几天的战斗，且战且退。他杀的敌人远远超过了他的五千步兵的人数。因此，尽管李陵战败，他所立下的功劳足以告慰天下。
第三，司马迁认为李陵不是真降，而是伪降。他认为李陵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。
本来，司马迁说这几句话是想宽慰汉武帝的心，同时也为李陵做一点开脱。然而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话刚刚落地，汉武帝便龙颜大怒，立即将司马迁下入牢狱，定为诬上罪，即诬陷皇上。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名，诬上罪的处理决定是死刑。司马迁就这样因为李陵之祸，被打入死囚牢判了死刑。
按照汉代的规定，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：第一，伏法受诛，就是等着被处决；第二，以钱赎命，即交出五十万可以免死；第三，接受宫刑，宫刑就是阉割男子的身体，阉割男子的生殖器官。
此时，司马迁已经实际开始写作了一段时间。如果他接受死刑，实际上就完了，无法继续写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。那么，不能接受死刑就剩下两条路：第一，拿钱；第二，接受宫刑。虽然司马迁是太史令，常常在皇帝身边，但属于中低收入的官员，家里并没有钱，根本拿不起五十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能选择接受宫刑。为了完成《史记》，司马迁最终选择了接受宫刑。这件事情也成为我们所说的，影响司马迁，改变他一生的最大事件，即李陵事件。李陵之后，对司马迁来说，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。
司马迁在绝望中选择了宫刑。宫刑不但是残酷的肉刑，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践踏。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，也不愿意受宫刑。选择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的生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
李陵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。首先，身份另类。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，接受宫刑以后，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。这对司马迁的打击太大，因为他的身份变了。他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，他不是男人。其次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，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。最后，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。原本司马迁是个文化人，是个士大夫，是一个读书人，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，不承认他是男人，不承认他是文化人，不承认他是士大夫。这对司马迁的打击非常之大。
这是第一点。
第二点，终生羞辱。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的痛苦时，曾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莫丑于辱先，而诟莫大于宫刑。”就是说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；在社会上生活，被人指责的最大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。因此，司马迁后来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中谈到他接受宫刑后的痛苦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，也叫做《报任少卿书》中提到：“是以肠一日而九回。”他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。居则忽忽，若有所亡；出则不知其所往。坐到家里头就惊神惶惶，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，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，把他的后背衣服全部浸湿了。所以，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，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。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太大了。
这是第二点。
最后一点，才命相违。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但是李陵之祸的命运让他的才与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。他说：“即使才怀随和，行若由夷。”这就是说，我怀着像和氏璧、像隋侯珠那样的才能，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。
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，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？把我看的是一钱不值，终不可以为荣啊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。人的社会性是区别于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。
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，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。司马迁接受宫刑以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的。因此，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。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。
所以，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，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。但是在《史记》中，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。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。
西汉时期，宫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惩罚，受刑者终身受辱，生不如死。就连司马迁这样一直坚强、胸怀大志的人，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，都要发汗沾衣。在西汉人眼中，宫刑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情况啊。
而接受宫刑的司马迁已经47岁了，《史记》的写作进行了一段时间。那么在经历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，即将迈入至天命之年的司马迁，对人生、对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？
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、那个社会最底层的社会身份去看待人、看待人生、看待历史。因此，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他接受宫刑之前、以及二十四史的其他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那么这种改变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。
首先，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。我们都知道，司马迁说过几句非常有名的话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。”司马迁对生死的看法，在李陵之祸的前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
例如，我们来看《史记》中的一篇叫《季布列传》，写项羽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季布。这个人在项羽手下是一员猛将，多次打败刘邦，所以刘邦对他很恨。项羽自杀以后，刘邦一直通缉季布，并下令谁要窝藏季布，必夷其三卒。
季布没有办法，就先投靠了一个人家，后来这个人家把他转卖到当时的一个大侠朱家的家里。朱家知道买来了这个奴仆就是季布，然后朱家到京城亲自找到这个刘邦最信任的太仆……
就是夏侯婴滕公。就是替刘邦赶车的那个车夫。然后给滕公讲了一番话：
“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，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？不可能啊。而且你刚刚得了国君，就为了报自己一己之私怨，非要杀季布这个人。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，那么要么他向北面逃到匈奴那，要么他向南边逃到南越那去。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资助你的敌人吗？”
说完这个话以后，滕公很相信朱家的话。他用这个话去劝刘邦。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，最后就赦免了季布。季布在刘邦那个朝做了郎中；到了惠帝朝，季布就做了中郎将；到了文帝朝，季布就做了太守。季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。
司马迁最后在谈到季布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有感慨。季布在项羽在世时候那么一个将军，他最后能够忍辱负重地去做一个人家的奴隶。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，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有才，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，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。
我们看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，对季布的评价，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陵之祸以后，才认识了季布，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季布。所以我们读史书，读《史记》，要想真正地读懂《史记》，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，领悟社会。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理解得越深刻，就越能对《史记》领悟得越深刻。
再一点，司马迁接受宫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家里没钱啊。要有钱，司马迁何至于受此大辱啊。因此，李陵事件以后，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。他就觉得，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，是没有过错的，只要取之有道。
所以，司马迁专门在《史记》中间写了一篇叫《货殖列传》。在《货殖列传》里面，他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。司马迁说，他举了很多例子，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他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来跑去，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一个利。他说，上至诸侯王，下至编户百姓，人们都在追求利；追求利本身并不是错的，错的只是你追求利的不正当的手段。
而这个观点，也是司马迁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总结出来的。所以，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，就认识到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。
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，感谢《史记》。再一点，李陵之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。因此，《史记》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。
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，《史记》有一篇叫《萧相国世家》，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萧何。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。但是在汉高祖十年陈豨叛乱的时候，吕后说韩信勾结陈豨叛乱，并把韩信杀了。当刘邦得知吕后杀了韩信以后，刘邦立即加封了萧何，给萧何加封了五千户，并且派了五百名士兵给萧何。
萧何很高兴，于是宴请文武百官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召平，他去到萧何的宴会上，打他的兴头为他吊丧。他说：“皇上在外面平叛，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。之所以对你加封，是因为皇上对你不信任了。这次加封，一旦皇上回来，肯定要收拾你。”
萧何听了以后，酒也不喝了，把宾客全部赶走。他找不出来一个办法，这个召平就帮他想了个办法，说：“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捐出来。”
萧何没有办法，只能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给刘邦，作为军费开支。当萧何把自己全部家财捐出来的奏章送到刘邦手里以后，司马迁写了五个字：“高帝乃大喜。”汉高祖刘邦看到这个奏章，非常高兴。
这五个字来之不易，非常深刻地揭露了一个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。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，但刘邦不应该怀疑萧何。萧何跟着刘邦，萧何当年跟刘邦是在一个县。当萧何是副县级干部的时候，刘邦还是个泗水亭长。萧何当时就很照顾他，从刘邦起兵以后，萧何就一直跟着刘邦。
而且萧何不是一个人跟，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打天下。因此，刘邦打下天下后，在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大臣们都主张说曹参功劳第一，应当先封曹参。刘邦说不对，应当先封萧何。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，他说：“你看见那个打猎了吗？打猎的时候有猎人，还有猎狗。那猎狗是追捕猎物的。你们所有在外面攻城掠地的大将，都是那个猎狗。”
你们叫功狗，而那个萧何，他是指使猎狗追逐猎物的猎人。他叫功人。刘邦就提了这么个理论，说萧何是功人，曹参这些人都是功狗。那么，狗和人相比，谁的功劳大了？当然，人的功劳大。所以，萧何第一，曹参第二。
这么一个萧何，竟然晚年，刘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。而司马迁就把刘邦对功臣的猜忌给揭露出来了。二十四史通读下来，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这样，极力深刻地把开国皇帝的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如此清楚。
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陵事件以后，司马迁对皇帝的专制、对皇帝的残忍有了新的认识。汉武帝借李陵事件，戕害了司马迁，他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。同时，汉武帝的作为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和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《史记》。
那么，我们的读《史记》从下一讲开始，我们读《史记》就从和司马迁的人生关系最密切的汉武帝开始讲起。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怎么样登上权力的顶峰的？请看下集，宫闱角逐。谢谢大家！掌声，掌声！